山海经

确指说

对《山海经》一书记载，最早见于司马迁《史记·大宛传》。

古代典籍中首次明确指出《山海经》的作者是在西汉刘秀的《上山海经表》中，刘秀认为《山海经》是上古治水的大禹、伯益。

在《吴越春秋》中：“禹巡行四渎，与益、夔共谋，行到名山大泽，招其神而问之：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，及八方之民族，殊国异域土地里数。使益疏而记之，命曰《山海经》。”

其后，东汉时期的王充、赵晔等也都在其著作中将《山海经》的作者定为伯益，在流传过程中，经后人增删修改。

明代学者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载：“战国好奇之士，本《穆天子传》之文与事，而奢侈大博级之，杂傅以汲冢、纪年之异闻，周书、王会之诡物，离骚、天问之遐旨，南华郑花圃之寓言，以成此书”。

清朝毕沅在总结前代诸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进而提出《山经》是大禹、伯益创作，《海外经》、《海内经》为秦人所作，《大荒经》则在刘秀修订时产生。

进入二十世纪，又有学者提出《山海经》的作者是战国时期的邹衍；该学说发端于刘师培，他在《西汉今文学多采邹衍说考》中，根据《墨子》所记“神仙家言，亦以齐邦为盛”推断，他主张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与《山海经》并提的《禹本纪》“疑亦衍书”。

另外《山海经》的作者还有学者认为是墨子的弟子随巢子。

泛指说

现今，学术界的讨论的焦点是作者的北人与南人之争。北人说中，主要有秦人创作说和中原洛阳人创作说。顾颉刚在《禹贡全文注释》称，“《禹贡》作者的籍贯同《山经》作者一样，可能是秦国人”。而郑德坤和日学者小川琢治则认为，《山经》中多对中原地区山川、矿产的记述，从而得出中原洛阳人创作的观点。

南人说中主要有巴、蜀人说，楚人说。吕子方、蒙文通是巴、蜀人说的代表者。吕子方以“大荒”“海内”多有记载巴、蜀之地的事迹为证据，提出巴、蜀人说。而蒙文通则认为《海内经》四篇是古蜀国的作品，“大荒”巴国作品、《五藏山经》和“海外”四经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人的作品。楚人说的代表袁珂先生认为书中所写神话故事与屈原作品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九歌》等关系密切，且行文中多用楚地之语，如《海内经》中关于都广之野的记载，“播琴”一词就是出自楚地，楚地的人称呼“播种”为“播琴”，另《西次三经》中“服之使人不厌”一句中，厌俗称魇，是四川人说的发梦颠。另书中对颛顼和黄帝的记叙极多，相传这被楚人供奉为祖先。

据其统计，全书记叙颛顼事迹的有17处：《海外北经》1处、《大荒东经》1处、《大荒南经》2处、《大荒西经》6处、《大荒北经》5处、《海内经》2处，明确记叙黄帝事迹的有14处：《北次三经》1处、《海外西经》2处、《海外北经》1处、《大荒东经》2处、《大荒西经》3处、《大荒北经》2处、《海内经》3处，书中称为帝而实际应指皇帝者9处：《西次三经》“是为帝之下都”、“实为帝之平圃”“帝乃戮之钟山之东”，《中次三经》“实为帝之密都”、《海外南经》“为帝司夜于此野”、《海外西经》“刑天与帝争神”、《海内西经》“帝乃梏之疏属之山”、“帝之下都”、《海内经》“鲧窃帝之息壤”。

北人说和南人说以外，一些学者提出折中的见解，他们认为《山海经》在成书、流传过程中，既有北人的加工，同时也经历了南人增减。

学者萧兵著文称：《山海经》结构上观点模糊，节段松散，句式零乱，韵散夹杂，缺乏象屈原赋那样明确而统一的思想、情调、构思和语言风格，并提出《山海经》包含南、北方大量资料信息，仅仅是北方人或南方人是无法创作出来的。

上世纪20至70年代

上世纪二十至七十年代，一批学者对《山海经》的成书分别进行了研究，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。学者陆侃如撰文提出：海内外经八卷作于西汉《淮南子》之后刘歆之前，大荒海内经五卷作于刘歆之后郭璞之前，《五藏山经》是更早的作品。

茅盾认为：《五藏山经》成于东周，海外海内写于春秋战国之交，大荒海内经五篇成于秦统一之前。其后闻一多提出了《山海经》是汉代典籍的观点。蒙文通在其《略论<山海经>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》一文提出：大荒海内五经写作时代最早，大约在西周前期，海内四经在西周中期，《五藏山经》和海外四经作于春秋战国之交。

袁珂在《<山海经>写作时地和篇目考》一文中明确指出：大荒海内五篇部分成书最早，约为在战国初年或中期，五藏山经海外四经稍迟，在战国中期以后，海内四经成书于汉代初年。

上世纪80年代至今

上世纪80年代至今，对《山海经》成书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活跃，研究方法也更加丰富。顾颉刚、谭其骧通过《禹贡》与《山海经》的比较研究得出《禹贡》成书早于《山海经》的结论，后者更是明确提出“《山海经》成书的具体时间应该在秦统一六国之后，正在对南越用兵而尚未完全征服的时候”的结论。

任乃强在《论<山海经>成书年代与资料来源》中，通过对《淮南子》等文献资料的佐证，得出“《山经》成书与《准南子》同时，汉武帝初年，已有《山海经》，但那时只有《山经》与海经合成一书，大荒经五篇可能是宣、元、成三帝时被海内外八经收入其中，时间约在王莽执政之后，刘歆改名以前”。

赵璞珊将《山海经》中的医学知识进行集中整理，通过与商代卜辞的记载和西汉早起出土的文献综合比较，推断《山海经》成书时代在“春秋战国之交，或者还要早一些，即春秋晚期作品。”同时还进一步断定，“《山海经》不一定是出自当时的理论大家之手，而很可能是一些对当时自然界各种现象充满乐趣的人写作的”。

有的学者主张今本《山海经》各篇结构就是成书的先后顺序。其中，主张《山海经》成书于虞夏的观点较为兴盛，徐显之在其《山海经探原》中认为：《山海经》草创于禹益，完善于春秋战国之际，以后历两汉魏晋，又续有增益。

当代的学者普遍认为：由于《山海经》内部所体现出的的整体性和差异性，可以推论出，《山海经》是由民间口头文学流传而来，人们从荒蛮的远古时代起口耳相传，一代一代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增益，最后才见之于文字。成书约在战国之前，成书后仍不断经后人修改增订而成。

关于《山海经》一书的性质，众说纷纭。

从《汉书》到《新唐书》的记载，《山海经》一直被视为具有实用价值的地理书。汉代刘歆在其《上<山海经>表》中他指出：“《山海经》内别五方之山，外分八方之海，纪其珍宝奇物，异方之所生，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，祯祥之所隐，及四海之外，绝域之国，殊类之人。禹别九州，任土作贡；而益等类物善恶，著《山海经》”；后世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以及不少史书，也把它列入地理类。

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则把它列入数术类刑法家之首，与《相人》、《相六畜》之类的巫卜星相之书混在一起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将之列入五行类。

明清时期，《山海经》有着“古今语怪之祖”、“小说之最古”的评价；明代学者胡应麟在《四部正讹》中称它为专讲神怪之书，即“古之语怪之祖”。

清代纪昀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，称它是最古的小说，云：“究其本旨，实非黄老之言。……诸家以为地理书之冠，亦为未允。核实定名，则小说之最古者尔。”

晚清时期，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，将它看作是历史著作，列入“古史类”。鲁迅先生则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说，《山海经》“记海内外山川神祗异物及祭礼所宜……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，与巫术合，盖古之巫书也。”并说，“中国之神话与传说，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。仅散见于古籍，而《山海经》中特多”。

而在近代至当代，《山海经》会根据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和理论，有着不同的性质，其中，该文献最具代表的性质为“上古时期的百科全书”。

汉至唐

在该时期，《山海经》的内容被认为是真实的，里面记载的山川河流甚至异物都是可信的。

明至清

在该时期，《山海经》逐渐被看作是虚构的作品，由于人的认知不断提高以及明清小说盛行的影响，《山海经》的可信度逐步降低，被归入小说之流。

清末至今

在该时期，《山海经》根据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和理论有着不同的定位；由于随着西方人类学、民俗学等学科的传入，所以许多学者在研究《山海经》的时候将其视为各种学科的综合体，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，分析归纳出各种成果。

随着世界各学者的研究，《山海经》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主要表现为：

1、《山海经》 的研究，冲破了原有的地理范围，从中国圈、亚洲圈扩大到世界圈。

2、改变了视《山海经》为神话、传说、巫书的旧说，而认定《山海经》有一大部分是信史，是一本上古世界文化大观。

3、与国外及其它学科研究开始接轨。

4、进一步揭开世界文化之谜。